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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实施数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但是，毋庸讳言，对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究竟如何研究，在学术界还时有争议，往往仁智互见。
中西医结合问题在世界医学史上属于开天辟地的大事，只有不断探索研究、不断讨论争议，才有可能找到共识。有幸的是，笔者近期学习了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西医大家话中医》丛书，受到了很大的启悟。此书对王振义、韩济生、孙燕、汤钊猷、钟南山、陈香美、张运、葛均波、宁光、贾伟平等10位西医领域的院士、大家进行了访谈，这是中西医结合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些大家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和临床的实践经历、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心得感悟，不仅为学界开辟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示范，也为我国开启了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途径。笔者不揣浅陋，谈些许学习感想。
启悟一：在确信中医药有效的前提下探索其中的科学原理
中医药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学科发展的关键在于疗效，正因为有疗效才会激发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王振义院士说：“中医药研究的第一步，首先要确信有效”“它的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的”。1994年王振义听说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从民间了解到用砒霜单方治疗癌症的经验，并从砒霜中提炼出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感到非常吃惊：“既然临床有疗效，就一定有科学道理。作为医学研究者，我们应尽量从分子生物学水平方向将其突破，这样才能得到科学界的公认。”于是成立了联合攻关小组着手进行科学研究。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王振义、陈竺等人首次从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水平揭示了三氧化二砷诱导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凋亡的机理。这一发现使得砷剂治疗白血病为现代国际主流学术界所接受，也使砒霜这个古老的药物，从之前不被学术界重视的“旁门左道”正式步入了现代药物治疗研究的主流行列。
屠呦呦研究员研究青蒿素的过程，首先是在我国一些疟疾多发地区发现，当地老百姓染病后用中药青蒿来治疗取得疗效，再进一步查找古代中医药文献，发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发现了青蒿素。
韩济生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听说可以用针刺麻醉动手术，有很好的效果，感觉非常神秘。他亲临胸外科肺切除现场，仔细观察了运用针刺麻醉做手术的全过程后认为，“只要针刺切实有效就一定有其科学道理，一时讲不出作用原理没关系，总是会找出原理的。”于是开启了他关于针刺镇痛的机理研究，从现象到本质，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经过数度寒暑锲而不舍的艰苦探索，终于发现针刺能够激发出天然的镇痛物质来发挥镇痛作用，取得了突破性的重要成果。
启悟二：用循证研究诠释中医药，让“黑箱变白”
中医药学理论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它基于长期的临床实践和中国古代哲学密切结合，按照现代科学的视角属于“黑箱”理论。韩济生院士说“我们的研究就是努力让‘黑箱变白’一点，让大家更明确地认识到针灸起效背后的科学道理”。王振义院士认为“现代医学的核心就是循证，有科学的证据，能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理论、术语和概念，像气、阴阳、脏象、虚实等，西医学者不容易理解，中药的量化不够精确规范，对于科学研究有一定难度。我们可以通过高级别的循证医学方法探讨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证明中药或者其有效成分的确切疗效，阐明其药物有效性的作用机理和物质基础。王振义院士的科研团队经过体外实验发现砒霜不仅能选择性地降解引起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致病蛋白质PML-RARcx，而且还会产生剂量依赖的双重效果，在较低剂量时诱导细胞分化，在较大剂量时诱导那些无法“教育改造”的癌细胞凋亡，使其走上“自杀”之路。
宁光院士介绍邝安堃先生用现代科学方法从内分泌角度研究中医阴阳学说，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个“阳虚”动物模型，首创激素水平与“肾虚”关系等系列研究，实践了“闯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的诺言，不仅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的发展，更启迪了一个时代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钟南山院士也认为，中医药一直流行至今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肯定是有其疗效的，我们不能武断地否定延续几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史，“中医药学必须走上从经验医学转化为循证医学的道路”。钟南山说，“什么是科学?有疗效就是科学。什么是有疗效?必须注重医学的转化和研究，研究结果必须转化到临床，观察是否有疗效”。循证医学在转化医学中起到重要作用，转化医学最早的模式是先做药物(或化合物)的作用机制，再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后来强调双向转化，临床也可转到基础。中医药循证医学证据主要关注疗效、安全、可以重复3个方面。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板蓝根进行随机、双盲、双模拟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板蓝根脂多糖与流感病毒血凝素结合能抑制病毒的复制，找到了板蓝根抗流感作用的机制，解决了长期以来找不到证实板蓝根真正有效的循证医学证据的问题。
陈香美院士主张“提升循证医学研究与真实世界研究互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能力。应建立以临床疗效为导向、更为合理的中西医结合评价体系，为中西医结合疗效提供有力证据”。由她主持的“治疗慢性肾病创新药物肾炎康复片循证医学研究”课题，历经10年，720例双盲、双模拟、随机对照研究成果表明：肾炎康复片可降低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的尿蛋白，改善中医的积分;1500例开放性真实世界研究成果证实：肾炎康复片可减少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和糖尿病肾病患者尿蛋白，改善中医证候积分，且无明显副作用。陈香美团队还首次提出IgA肾病的病机，以气阴两虚为主，同时伴血瘀、湿热证型多见;发现IgA肾病证候演变规律是“肾虚—瘀痹—溺毒”，全面阐述本虚标实的内涵;提出了IgA肾病创新理论与中医证候的“益气、补肾、化瘀、祛风除湿”五型分治，多种组合的中西医结合序贯方案，用循证医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疗效，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新药与创新治疗技术，显著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且疗效优于国际指南的推荐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基于“辨证论治”“病期证结合”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
贾伟平院士主持制定的《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首次纳入了符合证据级别要求的糖尿病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例如，《指南》推荐的津力达颗粒，就有充分证据支撑。由仝小林院士牵头开展的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纳入192例二甲双胍稳定剂量治疗3个月血糖控制不住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加用津力达颗粒后与对照组相比较，结果显示可进一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及餐后2小时血糖，显著提高胰岛B细胞功能指数，改善口渴、乏力、便秘等症状，且安全性较高，对于临床医生合理应用中医药提供了指导。这类具有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并具有确切疗效的中药，应该在临床中得到广泛推广，成为临床医生手中的“有力武器”。6年来，《指南》收效良好，得到国际、国内同行的认可。
葛均波院士领衔历时10年的麝香保心丸循证研究，组织了全国97家医院参与，观察了2673例冠心病患者，采用前瞻性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结果发现服用24个月时，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发生率较安慰剂组降低26.9%;应用于女性亚组和BMI<24Kg/m2亚组人群，可显著降低MACE发生风险;长期服用，肝肾功能及代谢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当。最终证实了中医药治疗稳定型冠心病安全有效。由跨学科的198位专家共同讨论修订编制的《麝香保心丸治疗冠心病专家共识》，为未来中医药走向世界开了一个好头。
葛均波认为，人们把中医药治病称为“黑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非常复杂的研究，我们可以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建立统一的平台，中医药的作用机制会逐渐清晰，“黑箱”也会慢慢“变白”。
启悟三：引进多学科技术揭示疗效机理
中医药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从《黄帝内经》开始，为我们构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示范。10位院士的研究经历告诉我们，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也必须善于引进多学科技术，兼收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韩济生院士在研究针刺镇痛原理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解决困难的方式就是将针灸研究纳入规范的科学体系，同时运用了神经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多学科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怎么证明针刺确实促使机体产生了镇痛物质，他采用脑立体定位仪，测定脑脊液中的化学物质，证明针刺确实可使脑内产生镇痛物质。又如，他运用神经化学的研究思路，确认了脑内5-羟色胺、内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等关键物质具有镇痛作用。
王振义院士认为，研究中医药的途径很多，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主张运用多学科的原理、技术和方法去研究中药的有效性、有效成分、化学结构、药理作用、量化问题等。例如，他在研究生蒲黄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时与上海中药三厂进行合作，探寻生蒲黄对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并从蒲黄中提纯了4种有效成分，并从出凝血、纤溶、内皮细胞水平，阐明了生蒲黄防治家兔食饵性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相关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国外期刊《血栓研究》上。
肿瘤学研究专家孙燕院士认为，肿瘤治疗应该遵循“多学科综合治疗”(简称MDT)的理念，并开展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孙燕团队对很多扶正中药，包括黄芪、女贞子、枸杞、猪苓、灵芝、西洋参、人参、冬虫夏草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这些扶正中药具有调控细胞免疫功能的效应;能抑制肿瘤患者过度的抑制性T细胞活性，从而使辅助性T细胞的活性得到恢复;这些有效成分还能刺激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2具有协同作用;进一步辅助放化疗提高远期生存率和患者的生存质量。
启悟四：中华哲学思维是探索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钥匙
中国崛起，离不开中华文明，而文明的核心是中华哲学。汤钊猷院士深切体会到：“哲学是人类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最高手段，当然也指导医学。医学取得成效者多符合哲理，而失败或最终淘汰者常有逆于哲理。”他主张学一点中华哲学，在医学中就可能少走弯路。他认为“西学中”，这个“中”是一语双关的，既是中医，也是中华哲学。中医的整体观、阴平阳秘、辨证论治等是中医药学的灵魂，它反映了中华哲学在中医药学理论中的渗透和影响。如果“废医存药”，中医便不复存在。当前要防止“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
汤钊猷认为，西医治病聚焦“病”的局部，治疗疾病注重“消灭”病原体，往往忽视了患者是有情感、有思维、有社会属性的人。而中医更关注患者的整体状态，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路不同，中西医的疗效评价有很大差异。以癌症为例，西医认为肿瘤大小是判断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中医通过整体调节，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可以带瘤生存，延长生命。如以肿瘤能否缩小为衡量标准，则认为中医似乎没有疗效。但中西医的治疗目标都是减轻患者痛苦，延长生命。因此，中西医若能相向而行，优势互补，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
长期从事中药通心络胶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的张运院士认为，中西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西医是一种对抗医学，“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中医强调“以和为贵”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思维方式上西医要多借鉴中医的辨证思维，而在一些科学技术先进诊疗手段等方面，中医要多借鉴西医，把中西医的优势有机融合，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疗效的提高。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是哲学，笔者认为中医的源头是中华哲学。中医药学是在中华哲学理念指导下构建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体系，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也离不开中华哲学的指引。
启悟五：中西医的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和研究
中西医能不能结合?孙燕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和研究。”中西医由于体系不同，结合的难度较大，“最好的结合点是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入手，从理论上结合难度更大，容易争论不休”“高水平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能解决各自的问题，使认识逐渐深入和富有成果”。孙燕在肿瘤研究生涯中，“对中医正虚学说情有独钟”。通过实验研究表明，虚证患者常有免疫功能降低，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下降，而实证患者免疫功能常不降低或降低不明显。这种虚证与实证免疫功能变化的差别不仅是虚证患者容易患肿瘤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肿瘤患者病情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研究证明，扶正中药具有提高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因此在肺癌的综合治疗过程中，将中医的“扶正”方法，与西医的“祛邪”方法相结合，便会提高很多常见肿瘤的总体疗效。从而开创了“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肿瘤综合治疗的“中国模式”;并强调肿瘤诊疗需要辨病又辨证、扶正与祛邪、治病又治人兼顾，而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免疫学是目前中西医治疗肿瘤的归宿，是研究的重点和目标。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特色，在临床上发挥了良好疗效。中医药学用“五行生克”理论来解释，现代也有用“稳态调控”来解读。但这些解释很难被现代科学所接受。韩济生院士的研究发现，内侧神经隔核胆碱神经元无论是被抑制还是被兴奋，均可以产生镇痛效果，但两者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实现的。同理针灸的“同病异治”，其原理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刺激模式，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实现类似的行为学调控效果。相反，同一条神经通路可能参与多种行为调控。从而达到“异病同治”的效果。韩院士的研究一定程度诠释了中医临床治疗中“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机制。韩济生院士在借助针刺镇痛机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针灸的临床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他锁定了戒毒、孤独症和不孕不育3个研究方向。经过不懈的努力发明了“韩氏仪”，应用于戒毒、治疗孤独症、不孕不育症，取得了可喜的疗效，得到业界的认可。
葛均波院士通过对麝香保心丸的研究，提出“泛血管”概念，并认为中医“络脉病”和“泛血管”关注的都是同一类临床情况。提出多学科交叉、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模式和发展理念。并建议应改变当今“以疾病为中心”和“以临床事件为中心”的防治模式，泛血管疾病防治策略应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和“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全方位、全周期管理理念。中西医之间不但可以对话，还可以达成很多共识。
启悟六：中医应更多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医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中医药学要发展必须更多地了解世界，关注世界医学发展的热点和前沿，联通古代与现代、国内与国外，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同时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医，把中西医结合的科学研究成果分享给世界人民，才能真正让中医药学走向世界。
中国针刺麻醉手术的成功，给了世界各国的医学家、生物学家，特别是麻醉学家极大的震撼。韩济生通过研究揭示了针刺镇痛的机制，再一次轰动了世界。让世界科学界看到了针灸的独特价值，使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针灸，愿意尝试针灸治疗，助推了全球“针灸热”，让针灸走向世界，造福世界人民。
张运院士早年在国外留学时发现外国医学界对中国留学生有很大的偏见，许多欧美国家医学杂志对中医药学有不少负面评价，令他五味杂陈，他下决心要为国家争口气。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通心络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生理学杂志》发表。他深有感触：中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让国内外医学界看到切实疗效，要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证实中医药的疗效与安全性，才能被全世界所认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国医大师张伯礼在西医大家话中医座谈会上说，我国有两套医学，中医和西医，这两套医学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人体的健康，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互补，但是不能互相取代。
《西医大家话中医》为我们展示了10位西医大家，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探索中医药治好病的机理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医学界的楷模。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井打得深，地下水是相通的，中西医是可以融合的。
中医药学是中国人的生命科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把中医药学关于生命认知的原理和中医药治好病的机制“说明白，讲清楚”，是整个医学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大事。中西医结合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未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中西医界共同努力奋斗，砥砺前行，为全球健康提供“中国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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