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素养是培育职业精神的形成要件，中医药传统文化资源与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高度契合。人们希望获得更好的医疗照护，同时需要一个能积极回应需求的职业群体。除了必要的职业训练，贯穿医学教育始终的职业素养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钟南山、“国有疫情时，医生即战士”的张伯礼、“我必须跑的更快才能从病毒里抢回更多的病人”的张定宇院长、“除了胜利，别无选择”的陈薇等逆行者，这就是职业素养的生动诠释。伟大抗疫精神是精神谱系之“钻”，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我们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医德文化，通过伟大抗疫精神赋能新时代医学生“上医医国”的团结伟力、“医乃仁术”的价值追求、“便为良医”的道义担当和“苍生大医”的职业情怀，使之转化为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养料，凝聚全面建设健康中国、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举国同心，凝聚医学生“上医医国”的团结伟力

  上医医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医者的道德观。“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千金要方·卷一·诊候》)“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素问·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由此可见，上工(医)要知“道”，心怀“慈悯”，为天下师。作为新时代医学生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捍卫“两个确立”。

  抗疫斗争是由英雄引领的冲锋，是人人参与的人民战争，有医务人员义无反顾、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人民教师执教云端、青年一代挺身而出、中华儿女守望相助，筑起了防疫钢铁长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向心力，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举国同心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带领14亿中国人民凝聚“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伟力，从容应对惊涛骇浪，共同走向人间正道，不断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道德叙事，厚植医学生“医乃仁术”的价值追求

  “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德的生命观。“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本草纲目》)由此可见，仁术是医德与医术的统一，医德是医术的前提。道德叙事是厚植医学生医乃仁术价值追求的有益方法，不同于道德灌输或道德说教。通过道德叙事将抗疫精神融入新时代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贴近生活世界而又内隐着深刻的价值追求。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一个遍地英雄，代代英雄的国家一定是始终向着希望和胜利的青春民族，我们要礼敬英雄、争做英雄、培育英雄。

  首先要叙述先进典型，抗疫中涌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尤其是医护人员执甲逆行，让医学生看到自己的职业模范尊重生命的壮举，进而向典型学习。其次要叙述党员先锋，尤其是党员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安危，奉行生命至上的理念，冲锋在前，给新时代医学生树立了榜样。最后要高扬红色舆论场引导灰色舆论场，向“市井田野之人”学习，不要去追问值不值?他们的义无反顾是无价之举。

  宣誓仪式，塑造医学生“便为良医”的道义担当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中国传统医德的义利观。“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为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宋代以前医生的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受到推崇重视，在这种“医为儒者”的哲学文化背景下，范仲淹舍生取义，先忧后乐，通过“医”这一具体的职业来实现大丈夫之志。“良相良医”的医学义利伦理观，体现了舍生忘死的风骨气概，提高了人们的道义担当。

  医学生誓词在我国发展漫长，唐朝孙思邈提倡大医精诚，成为古代医德教育的规范信条。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有统一制定的医学生和医生誓言誓词。为加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我国医学院校最早大多采用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词》。1991年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针对医学生习医规范下达106号文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生誓言》，是我国当代医学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和文献。2011年发布的《中国医师宣言》更好的融合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挖掘提炼了中国医师的职业精神。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高度赞扬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我们应通过沉浸式宣誓仪式教育塑造医学生“便为良医”的道义担当。情境式教学就是将知识寓于情境之中，宣誓仪式要注意把握尺度、温度和深度，避免繁琐和空泛“全是套路”的形式主义，仪式感比仪式本身更重要。

  师承教育，力行医学生“苍生大医”的职业情怀

  “苍生大医”是中国传统医德的人才观。“济命扶危者，医也。”(《备急千金药方·卷二十六·食治》)“全生之德为大”(《千金翼方·序》)培养“苍生大医”是孙思邈的价值旨趣，新时代医学生当成为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等博施济众的“苍生大医”。古代医学教育主要形态一方面包括师承教育和自学成才，另一方面包括南北朝以后的官办医学校式教育，以第一方面为主流，第二方面时兴时衰。世袭制医官教育是西周及其以前最主要的教育形式，行医带徒和公开授徒标志着民间师承教育的新发展。师承教育首先是认知性的学习。主要关注的是医学领域的学术知识，以及师父成熟的思维习惯。其次是决策力培养。医学生通过“观摩”师父精湛的临床技能，领会师父有形无形中传递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最终成长为“上工、圣人、天下师”。最后是价值引领。师父将医学职业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和气质禀赋“灌输”给医学生，塑造医学生人格的“社会化”。医学院校是一个职业社会化场所，它掌握着未来医生的选择和教育，医学教育的再社会化可以避免将培训看成是累加的行为，而是主观上更为主动，目的性更为明确，在这个社会化过程中医学生原有的价值取向就会被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取代，从而形成职业素养并发挥着社会调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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