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省南阳市考察调研。他来到医圣祠,了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张仲景在中医药发展史上被誉为“医圣”,其医学思想、临证技术、经典方药代代相传而效验非凡,故而其著《伤寒杂病论》被誉为“方书之祖”,可见其人其术在中医药学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医药学之所以传承千百年而历久弥新,正与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先贤经典效验的方药及其医学精神息息相关。而在今天看来,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先贤的医学精神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对于当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着实际指导作用,对擦亮中医药这块金字招牌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医学乃安身立命之根本”体现出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医学精神
在《伤寒论原序》中,张仲景强调“医学乃安身立命之根本”,分了三个层次进行论述。第一个层次为批驳社会乱象,如其有言:“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趋世之士,弛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张仲景看来,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将追名逐利放在首位,而忽视了对于生命、健康的维护,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也因此其以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直切要害地指明了忽视医学的严重性;事实上,这一对彼时社会乱象的批判直到今天仍不过时,因为缺乏医学常识而忽视健康、殆害身体的实例仍屡见不鲜,所以张仲景这一见地在今天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第二个层次为强调医学的意义,如其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简单而全面地强调了医学技术的服务意义,不仅可以为他人服务,更可以保养自身,由此可见医学的实用性、服务性甚至公益性。第三个层次则是重点描绘缺失医学的情况下要面临的窘境、危境,如其言:“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这一部分的论述可看出张仲景的良苦用心,其中描述之所以生动形象,使人在阅读中能切身感受到患者临病的危险与窘迫,源于张仲景自身实际的临床观察,可以说这样的论述实实在在地表现出张仲景对于患者因为缺乏医术而不能自救感到深切的遗憾与忧虑。
总的来说,整个《伤寒论原序》首段的内容是张仲景直抒胸臆的呼吁与倡导,警示世人医学的重要、生命的可贵,而之所以强调医学乃安身立命之本,也正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精神价值追求,这样的精神不仅是对《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言:“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之精神的继承,更启发了后世如孙思邈所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等认识,也成为中医学千百年来仁心仁术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观念。诚如张仲景感慨:“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这样的思想与见地,是中医药学在学科发展中要始终牢铸的精神内核。
大难之后奋发图强体现出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医学精神
事实上,张仲景的人生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他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正如其有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其中,“十稔”指的是谷物成熟时间,“一稔”为一年。据此可见,张仲景原本属于一个拥有200人口的大家族,但不到十年之间因病亡故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亲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仲景将悲痛转化为精神力量,“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转而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勇攀医学高峰。
纵观古今医家,不少人的医学历程都始于苦难而成于坚韧,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因“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而致力医学;宋代名医许叔微“予年十一,连遭家祸,父以时疫,母以气中。百日之间,并失怙恃。痛念里无良医,束手待尽,及长成人,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金元医家朱丹溪“因追念先子之内伤,伯考之瞀闷,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积痰,一皆殁于药之误也。心胆摧裂,痛不可追……遂朝夕钻研”;还有清代医家唐宗海“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购求……以之治病,卒鲜成效……今先君既逝,而荆妻冯氏又得血疾,亲制方剂,竟获安全。”可见,中医药学术的推动与发展,往往与医家在经受艰难困苦之后的奋发图强密切相关。由此观之,真如中华民族的传续与发展,重大历史进步往往产生于重大灾难之后,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而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前辈正是发扬了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逆流而上、勇攀高峰,推动了中医药学的进步,这样的精神是中医药学面对困难和挑战所当坚持与发扬的。
勤求古训而博采众方,反对终始顺旧,体现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医学精神
继承与创新,是包括中医药学在内各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核心精神,而对于中医药学这门传承千年的学科而言,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尤为关键。因为我们既要继承历千百年积累而汗牛充栋、浩若烟海的医学资料,又要结合实际不断创新来保障学科生命力,因而在2019年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重要指示。这一点也同样是包括张仲景在内的先贤前辈在实践中所贯彻的,如其言“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由此可见,张仲景强调“勤求古训”即为“传承”之意,所谓“勤求古训”即为深入的研究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古代诸家经典原著;而其谓“博采众方”可视为“创新”,既要包容的学采各家之长,更要不拘一格的创制新方、创新用法。此外,在医学的传承上,张仲景最为反对治学的“不专”与“守旧”。如其曰:“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指出当时的医学弊像,很多医者既不能沉潜钻研经典医著,又在医学上守旧拘泥于家传技艺,这可以说对于中医药学的传承有着极大的伤害,更不利于临床医疗服务。
张仲景的批判在后世医家中亦可见同样观点,如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所言:“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指出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医学病态;还有程钟龄《医学心悟》有言:“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指出浅尝辄止、心浮气躁的治学弊端等;再如张元素有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还有费伯雄曾言:“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乃为善学古人”又指明了创新的意义。综而观之,中医药学之所以能传承千年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正是以张仲景为代表的医家既能潜心继承古代中医经典,又能结合临床实践博采众长而大胆创新,虽然尊经崇古,但反对拘泥守旧。先贤的警世名言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直指中医药学在教学、临床、科研中客观存在的弊端,由此看来,想要保证中医学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延续前人的精神而贯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之旨。
观其脉证而随证治之体现出客观唯实、科学求是的医学精神
了解张仲景的医学精神,不只是来源于其文《伤寒论原序》,其著《伤寒杂病论》更是其医学精神的实践体现。之所以《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正是在于其经典性、实用性、先进性,以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三药三方”之一“清肺排毒汤”为例,其正是在张仲景的经方“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基础上化裁而来,足见张仲景用方跨越时代的实践价值。而之所以能如此先进,就在于张仲景在临证中,虽然继承了古代典籍的理论与方药,但在实践中能不拘一格地直述症见与治疗,摒弃了大段的理论描述与繁复的机理阐发,可谓直指临床、实事求是。也因此,如其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道破了辨证论治思想的核心所在,再如辨治少阳病有言“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简单明了、一语中的,还有如见兼证合方、见兼症加减药物等,既体现出临证处方极强的原则性,又体现出随证、症加减用药高度的灵活性。因此,张仲景被视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最佳典范。
在笔者看来,虽然辨证论治的中医思想自《黄帝内经》甚至更早的时候便已确立,但因为医学理论的深邃与晦涩而致使后学在继承中有困难,但张仲景以实践为依据而生动演绎了辨证论治的临床应用,为后世明确示范,从而成就了其医学著作不可取代的经典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非是《黄帝内经》等医著不如张氏医著经典,而是张氏以前的著作理论高深博大而不易领悟,张仲景的可贵就在于其在继承基础上紧扣临床实际而由博返约、化繁为简。可以说,张仲景之所以能呈现出不同以往而更具实践价值的医学著述,正在于其能客观唯实、科学求是的阐发临床实际,这是中医学尤为可贵而必须坚持的医学精神,唯有合乎实际、认识客观且追求科学探索,才能让中医学在未来发展中立足临床而不断解决实际问题。
批判不良医疗行为体现出医风严谨、临证审慎的医学精神
医学是关乎生命、健康与疾病治疗的学科,乃“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也因此,医学职业天然的对从业人员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但事实往往不尽人意,医生职业群体人员素质、品德、技艺参差不齐,这样的情形是历朝历代屡见不鲜的弊象。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的结尾就对不良医疗行为进行了痛斥,如其所说:“观今之医……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可见,张仲景是亲临观察了一些医者草率敷衍的医学行为,因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医生仅凭三言两语完成诊断,面对患者不及细察、片刻之间便急不可待地处方用药,而至于切脉、望诊皆是草草了事、走走过场,这种行为在张仲景看来根本不可能决人生死、拯救危难。这样的刻画往往让读者身临其境而感同身受,足见张仲景的批判有理有据且一针见血。
身为医生,虽然我们有限的医学技术不可能解决没有穷尽的病痛疾患,但以严谨的医学作风、审慎的临证态度对待每一位病患是临床中最起码的医德品质。医疗服务,不仅需要精湛的医学技术,亦不能缺少高尚的医学品德,医术是医德的依托,而医德亦能不断地促进医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如明代裴一中有言:“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史,亦是一部医德传承史。千百年来,前贤后学的德风积累至今,身为中医人,我们理应要以更为优良的作风、高尚的品行、审慎的态度进行医疗服务,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中医药学的人文情怀与仁德精神。
综上所述,张仲景的医学精神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生命价值观,“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拼搏进取精神,“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医学发展精神,“客观唯实、科学求是”的治学精神,还有“医风严谨、临证审慎”的执业精神,我们当代中医人唯有继承这些精神并在事业发展中一以贯之,才能真正擦亮中医这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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