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唐山、江苏苏州、

  福建厦门、江西赣州、

  四川乐山5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

  内蒙古、浙江、四川3个省份

  将作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省份，

  开展全省试点。

  调多少、怎么调

  我们了解到，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确会表现为价格水平的升降起落，但调价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改革的重心是探索建立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把调不调、调多少、调什么、怎么调的技术性问题，与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分级诊疗、医疗费用管理、医保支付等系统性问题，统筹起来，形成综合效应。

  “调不调”，要探索启动约束条件和触发熔断机制，力争调价与否的总阀门与经济社会发展、医药费用增速、医保基金收支等因素联系起来。定期开展调价评估，都拿评估结果说话，加法减法都有矩可循。

  “调多少”，要探索调价“预算”的宏观管理、确定规则和指标体系，让价格走势与医药费用、降成本的绩效指标关联，力争实现公立医院费用管理和医疗调价总量双向挂钩。

  “调什么”，要体现价值导向，正面回应医院和医护人员对技术劳务价值的关切，发挥好价格的杠杆作用，引导医院靠服务质量吸引人、靠技术价值获得回报。

  “怎么调”，关键是调价“预算”怎么科学合理并均衡地落到具体项目价格上。调价“预算”盘子有限，而各家医院各个学科成千上万种医疗服务项目，涨价意愿非常强烈，涨价理由也站得住脚，不宜靠行政手段决定谁涨谁不涨。

  改革探索政府“管总量、定规则、当裁判”的新机制，公立医院算清账提出项目价格意向，医保部门总体按照性价比由高到低的顺序，让符合规则的项目进入调价“预算”盘子。

  公立医院算账准不准、合理不合理决定了调价意向能不能实现，从而把公立医院自身的能动性激发出来，把众智调动起来，把众力发挥出来。

  难在哪儿?

  大多数人容易把医疗服务价格与求医问药的全部费用划上等号，把看一次病的药费、耗材费、挂号费、手术费等统统理解为医疗服务价格。以东部沿海地区做一台肺癌根治手术为例，总的费用大约是60000元-65000元，其中药品和医用耗材的费用大约占60%-70%，各种手术、诊查、检查化验、护理等医疗服务的费用占30%-40%，其中主要手术操作是“肺癌根治术”，地方医保部门制定了政府指导价，一般是每台手术6000元左右，这就是医疗服务价格，即医院直接提供的医疗技术项目、设备设施服务的收费标准。

  过去一段时间里，除了财政投入部分，公立医院收入靠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三驾马车”。其中，药品和医用耗材主要是买进卖出的差价收入，占了大头;医疗服务基于公立医院公益性定位，价格不会随行就市，也不会轻易随着物价总水平等外部因素水涨船高，在公立医院收入结构中占小头。

  随着零差率销售、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落地见效，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收入占比逐年下降，对医疗服务收入依赖程度逐年加深，医院和医务人员也越来越关心医疗服务价格，表面上是关心价格涨不涨、涨哪些、涨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是关心医院能不能维持运行、医生护士药师技师的劳动有没有通过价格反映出来。

  这些利益诉求和观念都有其正当合理的一面，但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而医疗服务价格就处在这些利益汇聚碰撞的焦点上。医疗服务价格的管理和改革难吗?答案当然是难，难就难在如何在医院医生的涨价诉求，与患者、医保基金的可承受力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中，达到保民生、促发展、推改革的目标。

  调整空间哪里来?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与药品耗材集采改革、医药价格治理相互独立又相互协同的重要改革任务。

  构建调价总量的确定规则、指标体系和双向挂钩机制，从社会整体进步发展中积累总量，从医药费用管理、降成本的实效中增加总量，为医疗事业的有序发展匹配总量。而并不是一些媒体推测的那样，将这项改革任务作为药品耗材集采改革的“打补丁”或者“跷跷板”。

  近年来，药品耗材价格降下来了，医院也在努力降本增效，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创造了有利窗口，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当然，这不是说把药品耗材价格降下去，把医疗服务价格涨上来;更不是说药品耗材价格降了多少，医疗服务价格也要相应涨多少。

  药品耗材降价腾出空间，首先要向人民群众释放改革红利，包括群众从降价直接得到实惠，也包括统筹用于支付集采结余留用、新进医保目录药品、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以及调整现有医疗服务价格等，以满足参保群众对新药品、新技术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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