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一名西医内科学专业的硕士，就读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呼吸病专家、山东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教授肖伟，在我硕士在读期间，一次与中医的“不期而遇”成为我踏入中医之路的“敲门砖”。

  转变源于中医“化险为夷”的震撼

  彼时，我跟随肖伟教授负责分管病床，遇到了一个甲型H1N1感染的危重患者、合并多重病耐药菌感染，在肖伟教授带领的呼吸科团队的治疗下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肺部病变广泛严重合并了多重耐药菌感染，依然病情危笃，持续性发热10多天，此时我和患者家属都陷入了不安和焦虑。虽然我的导师肖伟教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西医”，但是她深具智慧，不囿于中医西医之别，邀请了当时济南市名中医专家、济南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梁安民来会诊，经过望闻问切，他竟然只开了一张寥寥数味的中药处方，我们和患者家属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给患者服用了汤药，神奇的事情很快发生了。患者自从服用汤药后，36小时左右体温就降至正常，精神、食欲也大有改观，再加上西医的各种措施，患者很快完全好转出院。就是这样的一次经历，给我内心带来了巨大震撼，也让我和中医从此结缘，以至于影响到我后来的整个职业生涯。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与很多同学不同，我走上了西学中、中西医结合这条无悔之路。

  在导师的鼓励下，2012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医工作，参加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山东中医药大学承办的“西学中”培训班，历经3年学习，让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了中医药学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当真正步入中医临床，我凭借自己对中医学习和感悟，运用中医的方法治愈了许多患者，这让我感觉到自己选择道路的正确，但同时我的心里依然存在一些困惑：一些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是否都是正确的呢?中医治疗疾病是否依赖经验?诸如此类的困惑和疑问，一度让我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减弱。然而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五级师承”的中医药人才培育计划，我也有幸加入这个项目。

  通过拜中医名师跟师学习，我深入系统掌握了中医治疗呼吸病及常见病的思路和方法，中医临床水平较前有了显著提升;五级师承项目理论培训的开展让我收益良多，由于省市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理论培训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进行，配备的师资阵容可谓“强大”，几乎囊括了山东中医药大学各学科领域的翘楚，其中不乏国医大师、名老中医药专家，如国医大师尚德俊，山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张鸣鹤、张伟，以及讲《黄帝内经》的迟华基、讲《伤寒杂病论》的姜建国、讲《温病学》的张鸿彩、讲《金匮要略》的陶汉华等，还有许多年富力强的教授，这些大家、教授的悉心讲授，不但使我完全打消了之前的困惑和疑虑，而且使我认识到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中医药学是具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科，具有丰富而宝贵的临床经验。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中医药学的认识和领悟有了质的飞跃。在这段时期内，我个人的临床实践能力有新的提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治愈越来越多疑难、危重的患者，不断有患者给我送来锦旗、感谢信。在我心里始终坚信：学习中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再与中医“亲密接触”。

  融合互通方能实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201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知，启动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计划，我有幸再次入选，获得了继续深造学习的大好机会。该培训计划由山东、江苏、河南、浙江四省的中医药大学联办，这使我有机会去山东之外的其他三省去系统学习中医，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机会啊!

  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内容安排合理，课程涉及中医基础、中医经典、临床等几大模块，内容不仅限于课堂理论教学，还针对西学中人员特点，安排讲座、讨论、临床拜师跟诊、访学等形式，在和全国西学中骨干精英们共同学习中，也深切感受到国家对西学中政策的支持鼓励，对西学中人才培养的重视和殷切希望。通过在四所中医药大学学习，我深切感受到中医存在许多流派，每个流派都有悠久的历史并流传至今，这些内容让我深感学无止境。学习期间，我们接触到了许多中医名家、名师，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薛博俞教授、樊巧玲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张庆祥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的范永升教授等，很多教授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老师们不但让我们领略了名师风范，他们有关中医的感悟理解也让我们醍醐灌顶。

  很多人认为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我认为中西医有很多相通之处，也各有所长，这也正是中西医可以结合的点。比如，我在学习中医外感病理论过程中发现，西医病理生理学中讲的发热机理和过程，与中医外感病对发热认识大部分是相通的。中医所谓表证(伤寒太阳病或温病卫分证)，实际属于发热过程中体温升高的时相，此时机体产热增加而散热机制不足，表现为中医所说恶寒、无汗或少汗、发热(开始发热，通常热势不高)，此时中医治法是发汗解表或疏风解表，即加强机体散热机制的发挥，从而起到降低体温的作用;并且通常这类方剂中还要配伍清热解毒药物，可以针对病毒、细菌等病原体进行对因治疗，从而达到降低体温、抗病毒或抑菌杀菌的作用;如果体温继续升高，且维持在较高水平稽留不退，此时虽然散热机制得以发挥，患者有汗出，但由于体温调定点上移，导致发热持续不退，符合中医气分热盛阶段(伤寒阳明无形气热)特征，此时中医应用大清气热方剂予以治疗，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可以降低炎症反应，并防治病情加重。体温下降时相，表现为体温调定点已经下移，但仍有低热不退，属于中医外感热病余邪留恋的恢复期，这个时期西医治疗确实相对不足，中医可以发挥很好效果，滋阴生津清退余热，这类药物中有一些可以补充电解质，可以帮助患者较快康复。由此可见，中西医可以在某些疾病发病机理、治疗等方面进行融合互通，取长补短，达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思维激发大胆推想

  新冠疫情期间，我应用所学中医理论和方法，运用中医药方法预防、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我入选了济南市防治新冠疫情专家，参与救治新冠患者，参与《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中医药在防治新冠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也通过对《伤寒论》、温病学等中医治疗外感病丰富理论和经验的学习继承，在中医疫病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实践体会，自拟创制出预防新冠的芳香化湿方、益气扶正方，依据新冠病毒感染病程特点创制出治疗疫病初起的八味退热方、咽痛方，中期的痰热方、痰湿方、肺热方，末期的补肺阴方、清余邪方;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的抗纤方，止咳方、抗心肌炎方、安睡方等一系列有效方剂，通过应用这些方剂治疗了大批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收到患者好评;对于很多新冠重症、长期不转阴、复阳患者，都取得显著效果;并关注新冠病毒感染的中医防治领域研究，申报立项了相关的济南市科技发展项目。疫情期间，我第一时间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赴武汉抗疫专家，申报并立项山东大学新冠疫情应急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的临床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21年，我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赴甘肃省临夏自治州巡回医疗队队长，带领医疗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新冠病毒感染不仅对呼吸系统造成很大损害，研究证明新冠病毒感染的影响是全身性多系统的损伤，这一点从我接诊治疗的大量新冠感染后患者以来深有体会。而中医伤寒六经辨治体系虽为辨治伤寒而创，但历来有“伤寒六经钤百病”的说法。我对上述说法，一直不甚理解，直到我接诊治疗大量新冠后遗症患者后，才对伤寒六经辨治体系创立有了一定顿悟。

  我大胆推想，张仲景在东汉末年亲历的疫病致病力强、致死率高，加之战乱，造成十室九空的惨状，由此可见，仲景所论伤寒病必定为传染性强、致病力强、致死率相对较高的传染病，其特点与新冠感染十分相似，新冠感染除呼吸系统损伤外，多见其他如消化、心血管、神经等系统损伤，或存在反复感染的情况，而伤寒病当与新冠感染及造成多系统损伤的情况相类似。因此，张仲景在辨治伤寒病时，根据伤寒病发展的规律，总结出六经辨证，其中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当属感染呼吸系统造成的各类临床表现，也包括因为发热导致部分消化、心血管、神经系统的临床症状。而太阴、少阴、厥阴则大部分属于感染后出现的后遗症的辨证治疗，当然后遗症可能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仲景把这些“后遗症”进行辨证归纳，分别加以治疗。比如脾胃功能失调为主的太阴病，以涉及心、肾症状为主的少阴病以及寒热错综、病情复杂的厥阴病。因此，如果把新冠与伤寒作上述类比，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伤寒六经辨治体系的创立不仅针对伤寒病本身，还包括引起伤寒的病原体(病毒的可能性最大)感染以后造成的后遗症，涉及的不仅是呼吸系统，还可能包括消化、心血管、神经系统等病变。治疗伤寒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来治疗外感病(即传染及感染性疾病)，也包含了治疗多系统病变的方法。因此，后世才能将伤寒治法方剂应用于消化、神经、心血管等各系统疾病。如果没有中西医结合的思维，提出上述假说是不可能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大大拓宽了我的思维，帮助我在继承发展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道路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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