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疗机构处方外流很少，或者虽有流出却注明“应患者要求所开，对安全不负责任”，将责任扔给药店。

  笔者感触：

  第一，药店要把药品本身的安全责任承担起来，不然医院医生怎么能放心处方外流呢?这是基本红线。特别是当药店对用药患者还要进行二次营销时，确实可能发生药物冲突。

  第二，药店、医院要参与到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虽然是端到端，但应该探索商业脱敏。医院医生既然同意处方外流，就不再承担利益输送的任何贬损，这与三定五定是两码事。

  第三，医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水平是对技术劳务价值的肯定。比如一些专家号的医事服务费更贵，最高到两千元甚至更贵。假如有吸引力的处方津贴，则回归以用药为中心。

  第四，集采药品进院难、销售难，但考核较重。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能不能政策发文或自主实践，由医院向药店流出集采药品的处方?特别是患者选择集采药的时候，可考虑。

  第五，医院各科室，门诊、住院能开什么药，现实中会有一些软性或硬性的限制。比如院中缺药，处方可以流出。又如住院与门诊彼此交接的当口，住院、门诊、药店可并立。

  第六，药事服务门诊、互联网医疗，主要体现医疗服务、药事服务，处方外流较容易。院内零散用药、患者长期用药等，一般为照顾患者用药便利及时，处方外流也相对容易。

  第七，不排除一些医院药房会探索与社会药店合作，逐步压缩药房业务。

  第八，对一些商保支付情形，可能商保网络已覆盖药店，但未覆盖医院。

  第九，药占比的政策记账，可否将处方外流不纳入计算，值得学理讨论。因为处方外流不一定会处方发生，再药占比计算上能否考虑打一个折扣?

  第十，按人头付费、总额预算的政策记账，可否将治疗用药附条件地不纳入计算?且处方在流转有效期内可能分拆使用，将消费选择权留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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