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召开。历经光辉岁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人民政协，又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蔡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贡献交医智慧。

  蔡威委员：

  建议将罕见病高值药纳入

  政策性商保保障范围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中，蔡威委员关注，一个是有关罕见病用药保障的，目前很多罕见病药物比较贵，也没有被纳入医保，我呼吁能有一个救助渠道，或者是利用政策性商业保险，也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来提供保障。

  另一个提案是关于提高罕见病特医食品可及性的，在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有32个罕见病需要使用特医食品进行相关治疗，18种罕见病治疗过程中需及时、终生、足量使用特医食品。但目前我国对特医食品实施严格监管，国产的很少，进口的品类也不多，价格也高，我呼吁有关部门能对国外特医食品的引进提供便利，同时也鼓励国内企业加快研发，这样价格就会降低，患者也能更快得到治疗。

  蔡威表示，早在2015年，深圳市就推出了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将部分罕见病药品纳入了保障范围。目前，国内各地共推出了上百款政策性商保，但它们差异很大，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举个例子，有的政策性商保允许人们患病后再投保，这就有悖保险的初衷——保未来、保未知。健康人群都不投保了，保险池的资金规模变得很小，投保的全是患者，意味着使用这些资金的人很多，那就不可持续了。

  蔡威指出，要坚持保费低、保额高、盈利微的原则，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在顶层政策设计层面去引导，规范各地政策型商保的产品设计，也可以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保证合理的盈利空间，这样才能走得远。或许不能完全解决，但能解决一个病种就解决一个，根据资金量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如果每年能够新纳入1到2个病种，就很了不起。

  蔡威强调，要做好罕见病用药保障，是全社会的事情。首先，要在我国现有的医保政策下，开辟一条医疗救助的途径，慈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相关慈善机构资金充足，可以按照病种来提供救助;其次就是政策性商保，它也有点医疗救助的性质;最后，如果基本医疗保险也能纳入更多罕见病用药，覆盖面再广一些，就可以极大降低患者的负担。

  在罕见病用药和特医食品方面，蔡威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卫健委等都在努力，有序往前推进。今年，希望能和国内相关企业合作，研发一些罕见病特医食品。

  蔡威希望他的发声是一个起点，一个号角，促进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的关注和重视，也希望为提高罕见病药品、特医食品的可及性做点贡献，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患者不单单能看得见，还能买得起，这就是我的目标。

  张伟滨委员：

  建言厘清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模糊地带，

  组建辅助转化团队

  张伟滨在2023年全国两会中，提交了一份《破除四个困境，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其中指出医学医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普遍存在的四大现实困境。

  张伟滨指出，一方面，公立医院无形资产管理涉及后勤、信息、财务、资产管理以及科教等多个部门，难以综合定价，导致公立医院在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无据可依，难以适用。另一方面，当前，科创部门出台了支持成果转化新政，但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仍按旧标准执行，科创人员和管理者会担心成果转化触发财务风险。

  张伟滨还表示，我国大部分高校、医院缺乏医学研究成果的专业转化团队。高水平公立医院医生承担着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缺乏额外时间和精力去成果转化。而科研成果转化所涉流程复杂，包括专利申请、价值评估、寻找对接企业并开展价格、合同、法律谈判等工作，迫切需要一支专业团队在早期即介入，全程推进转化进程。

  张伟滨还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有三种方式：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和作价入股投资。其中，作价入股虽然国家早有政策鼓励，但应用很少，各地公立医院多有“不允许医院以代持方式成为股东”的规定，而医院如果作价入股也存在监管风险，医生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产品进入医院使用，如何避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情况发生，这需要更完善的政策规章。

  针对如何破除困境、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张伟滨提出四大建议：

  一是国家多部门联合完善政策，保障转化有据可循。医学成果转化的环节众多、流程复杂，科创人员若在没有具体操作依据的情况下进行转化，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红线”。需要统筹多部门制定政策，厘清政策模糊地带，共同商定免责条款，共同划定转化过程中的“红线”。可借鉴华西等医院转化经验，明确转化规章，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百米。

  二是“依托高校”组建专职辅助转化团队，提高转化效率。高校成果转化体量大，且高水平医院大多是高校附属医院，也是临床验证和转化应用的主要基地。辅助转化团队设在高校服务能更好沟通上下游、辐射学校/附属医院及科研院所。高校应成为专职辅助转化人才集聚的场所。

  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完善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他举例说，斯坦福的OTL模式已成为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主动出击寻找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并设立技术经理人对每项成果全权负责沟通、专利、谈判及收益分配等，增强成果转化效率。

  四是畅通作价投资转化渠道，提升医学科研成果转化能级。他建议，政府可以加大力度畅通相关渠道，清除影响作价投资方式落地的规则阻碍，畅通“产学研”创新链条，推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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